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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高频创新和动态竞争 构建数字经济新规则

  近日,中央党校部、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在中央党校共同主办“数据竞争国际执法案例与研讨会”。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发布《数据竞争的国际执法案例与》研究报告,报告以Google Search市场支配地位案和Facebook/WhatsApp合并案为例,指出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更容易发现市场动态竞争的,在竞争策略上取得时间上的优势,甚至通过事前将有发展潜力或未来可能与之竞争的平台并购,更加巩固市场地位,成为网络平台与算法技术研发及创新服务发展的领导者。报告认为,为了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规范发展,要更加合理地看待平台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各类问题,要充分看到数字经济高频创新和动态竞争的特点,从而构建起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规则。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全面重塑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以及国际贸易格局,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竞争资源。因此对于数据竞争国际案例和新垄断法的研究具有法律意义、经济学意义、意义、治理意义、科技意义。

  从促进我国数据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应当鼓励数据共享行为,但数据共享又不能完全离开个人信息,否则,数据产业可能进入生长状态。

  用户个人数据的和要进行细致的划分。国务院法制办原副主任张穹指出,个人数据使用要有明确的知晓权、确认权和更改权。企业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对数据垄断需要辩证分析,数据竞争产生对反垄断法的概念带来了影响,像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因此这也是下一步互联网信息时代修改反垄断法需要考量的主要问题。

  大数据之所以成为竞争政策关注的问题,源于大数据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阿里研究院竞争政策中心主任崔书锋认为,在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如何平衡竞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消费者与隐私的关系,如何在执法中引入有效分析工具、如何客观评估大数据对竞争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大数据在竞争法上的性质地位。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原巡视员聂林海认为,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应当加快数据制度规划的研究制定,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发展和规范要并举,避免大平台的数据垄断消费者与中小企业的;对于互联网领域的排除竞争行为要严肃约束、依法惩处;同时还应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数据的互联互动与共享。

  中央党校和法律教研部经济法室主任王伟教授认为,目前传统竞争法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不相适应,面对互联网中超级平台的数据垄断,未来的竞争法应当处理好公私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营造出市场经济良好的司法秩序,另一方面也要打造一套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公法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四位一体的社会共治体系,包括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杨东指出,《〈反垄断法〉修订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垄断相关细则,提出认定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当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现有反垄断法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法律,难以对互联网时代的数字经济产业进行规制。市场进入的时间以及竞争者是否有机会获得互补或替代性的数据应该也是判断市场进入壁垒及市场地位的因素。建构平台所需要的数据,是否可能先通过其他替代性数据的取得作为基础,再经由一定时间的累积而获取,或是运用更先进的技术取得。如果初始替代性数据取得以及后续快速累积必要数据是可行的,最大的市场进入壁垒可能就是如何建构网络效应。在新经济下,反垄断法将“鼓励创新”纳入反垄断的目标条款,提供更适当的法律标准。

  天津市高级研究室主任赵文艳提出,目前已有的司法裁判结果形成了一些共识,包括数据是一种财产,是一种利益,是可以受到的。经营者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编辑,能够为其获取竞争优势的大数据,该数据应该受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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